庄子对“真宰”持坚定保护珍惜的态度，在《渔父篇》里说：“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此处可见，庄子对儒家的仁义持否定的看法，认为仁义是外在的附属品，为了仁义而使“形”和“心”都受到损害，最终会危及真宰的实存状态，这是绝对不可取的。他由于反对危害“形”，故而也反对儒家的是非观和道德观，在《大宗师》里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
在这里，庄子表达了强烈反对以儒家道德观指导人的行为的态度，他认为这是不利于众生的，与其沉溺于是是非非的纠缠中，不如同化于大道的精神。他觉得造物主给众生以形体，不是用来做这种苦心劳形之事的，既然有生命，生命的追求就是与天下相顺应，如此才是顺生，也是顺死，而生死不过是大化的不同形态而已。由此可见，庄子对人的形体的保全有多么重视。
为了保全自然的形体，让它顺着生命本来的轨迹从生到死，而不是故意伤害以减损它的存在周期，庄子甚至反对人的爱憎等偏情。在《德充符》中，他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这里庄子明确主张去除人后天的喜恶之情，他认为只要具有人形而不表现出喜恶之情，自然会与他人很好相处，而且不会随便地招惹是是非非。相反，如果刻意表现出喜恶，则会团结志同道合的友人，得罪另外一些敌人。这显然是针对儒家学说而发的，因为儒家主张“群”，即偕同道之人以改变世界。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庄子曾经和惠子展开激烈论辩，强调他的情爱无偏私论点，《德充符》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