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真宰”持坚定保护珍惜的态度,在《渔父篇》里说:“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此处可见,庄子对儒家的仁义持否定的看法,认为仁义是外在的附属品,为了仁义而使“形”和“心”都受到损害,最终会危及真宰的实存状态,这是绝对不可取的。他由于反对危害“形”,故而也反对儒家的是非观和道德观,在《大宗师》里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
在这里,庄子表达了强烈反对以儒家道德观指导人的行为的态度,他认为这是不利于众生的,与其沉溺于是是非非的纠缠中,不如同化于大道的精神。他觉得造物主给众生以形体,不是用来做这种苦心劳形之事的,既然有生命,生命的追求就是与天下相顺应,如此才是顺生,也是顺死,而生死不过是大化的不同形态而已。由此可见,庄子对人的形体的保全有多么重视。
为了保全自然的形体,让它顺着生命本来的轨迹从生到死,而不是故意伤害以减损它的存在周期,庄子甚至反对人的爱憎等偏情。在《德充符》中,他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这里庄子明确主张去除人后天的喜恶之情,他认为只要具有人形而不表现出喜恶之情,自然会与他人很好相处,而且不会随便地招惹是是非非。相反,如果刻意表现出喜恶,则会团结志同道合的友人,得罪另外一些敌人。这显然是针对儒家学说而发的,因为儒家主张“群”,即偕同道之人以改变世界。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庄子曾经和惠子展开激烈论辩,强调他的情爱无偏私论点,《德充符》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