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自古篡弑，多出于公族，盖其自谓曰：“先君子孙也，可以君国。”而国人亦以为然，从而奉之也。圣人明大义以示万世，故入春秋之初，其弑君者皆绝属籍。盖为大恶，既自绝于先君之世矣，岂得复为子孙也？古者公侯刑死则无服，况于弑君乎？此义既明矣，而或有以属称者，可见其宠之太过，任之太重，以阶乱也。《春秋》所书，大概事同则辞同，后之学者因以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辞异者，其义各不同，盖不可以例断也。
子厚为二铭，以启学者，其一曰《订顽》，《订顽》曰云云。杨子问：“《西铭》深发圣人之微意，然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至于兼爱。后世有圣贤，以推本而乱，未免归过于横渠。夫子盍为一言，推明其用乎·”子曰：“横渠立言诚有过，乃在《正蒙》，至若《订顽》，明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理一而分殊，墨氏则爱合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斯亡也。子比而同之，过矣。夫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用，不亦异乎·”杨子曰：“时也昔从明道，即授以此书，于是始知为学之大方，固将终身服之，岂敢疑其失于墨氏比也？然其书，以民为同胞，鳏寡孤独为兄弟，非明者默识，焉知理一无分之殊哉？故恐其流至于兼爱，非谓其言之发与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远近亲疎各当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施也。昔意《西铭》有平施之心，无称物之义，疑其辞有未达也。今夫子开谕，学者当无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