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北方的局势正处在莫测之际：在关外，郭松龄兵变反张；在关内，李景林和冯玉祥也翻了脸。北京毕竟是在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之内，冯玉祥的嫡系鹿钟麟掌管着京畿军警宪的指挥权，在开战之初就关押了段祺瑞的谋士曾毓隽。前文已经讲过这位曾毓隽先生，他和徐树铮不同，一直持“低调做人”的原则，所以虽然经常被列到大奸大恶的名单里，这位仁兄却始终安然活着，从来不受人重视。但是随着皖系的那些风云人物逐次没落，再低调的人也免不了会显山露水。曾毓隽被抓，段祺瑞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徐树铮刚一从南通回到上海，段祺瑞就发了一封急电给徐树铮，说现在北方形势纷乱，自己在北京尚且朝不保夕，随时都做好了下野的准备，劝他千万不能北上。但是段祺瑞并不知道，他不发这封电报还罢，既发出了这封电报，又被徐树铮看到，那徐树铮是非要入京不可。
（二）
谈及徐树铮在1925年北上之事，很多人都认为是徐树铮的性格使然。因为徐树铮之前的作为，认定徐树铮为人骄狂，胆大妄为，虽然明知北上要进入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依然不顾诸人反对，毅然决定北上。其实，徐树铮毅然北上，固然与他骄狂及自负的性格有关，但更多的是情势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经过直皖一战，皖系数十年的经营倏化烟尘，虽然经过第二次直奉战争段祺瑞得以再次回到北京执政，但真正的当国者乃是奉系与冯玉祥，段祺瑞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务必要权衡二者之间的利害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段祺瑞明知离不得徐树铮，还是执意要他出国，名虽“出国”，实为“避难”，既有当年徐树铮杀陆建章，为徐、冯之间埋下私仇的顾虑，亦因为徐树铮在皖系地位之重无人不知，徐树铮若回到北京，怎会甘心与段祺瑞居于人下？不闹出些四方风雨，亏了这“皖系师爷”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