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即使在最开明的社会中，个人自由也是衡量社会行动唯一的甚至最主要的标准。我们强迫孩童受教育，同时我们也不准动用私刑。这些都是对自由的某种约束。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些约束有道理，原因在于我们认为，无知的蒙昧、野蛮的教育、残酷的享乐和刺激，比我们压制它们之时所免不了的“约束”更为不好的缘故。这样的判断，取决于我们如何判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的道德、宗教、理智、经济、与美学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则又和我们对人类的看法以及对人类天性中基本需求的看法，息息相关。换句话说，这类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奠基于我们对“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完满的人生”的看法，这种看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指导我们的行动。相对于穆勒所谓“萎缩偏枯的”“狭隘扭曲的”人性而言，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完满的人生呢？这就端视我们的价值观念而定。我们若反对有关检查制度（censorship）或个人道德的法律，认为这些法律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不可忍受的侵犯，则我们必先相信，这类法律所禁止的活动，是一个善的社会中人类的基本需要，或径直是任何社会中人类的基本需要。而维护这样的法律，就是主张这些需求，不是基本的需求；或是认定，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我们无法不牺牲某些比“个人自由”层次更高的、能满足更深刻需求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不仅是由某一主观的标准所决定，而且另外一些具有经验上或先验上客观地位的标准，也确定了这些价值要高于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