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变化，是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史学家和学者，也承认“民者，君之本也”[10]，也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的话，司马迁还充分肯定了陈胜、吴广在“亡秦”中的重大作用[12]，唐太宗君臣也每每强调“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3]，等等。这些思想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进步性，但都不能视为从根本上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甚至往往把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人民群众称之为“寇”、“贼”。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尹达指出：“以往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贯穿全部封建主义‘正史’的一条主线，就是宣扬‘帝王中心’论。梁启超讲的‘国民’、‘群体’，也是指他所代表的那个经济上要求长足发展、政治上要求统治权力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社会生产力主要承担者的劳动人民群众。”[14]在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中，《史记》记载了大量的人的活动，从而确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这同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显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以往史学的本质区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