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研究”来自西方,所以当它在中国出现的时候,遭到了许多人的误解,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步西方人后尘的、盲目的集体行动。对此,童庆炳提出了如下的问题:“文化研究”早已在西方学术界轰轰烈烈地展开,按说中国的学人应该早一点“拿来”,“可为什么文化研究不是在中国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受到注意,而是在改革开放十余年后才被作为一种学术资源而有意地借用呢?根源还是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中。”[9]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后,尽管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学人拿来什么,舍弃什么,却是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的,只有当西方的某种理论与中国的现实语境和学术语境形成一种同构关系时,这种理论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于是,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人从西方世界拿来“新批评”一样是立足于当时的本土现实, 90年代中期以来拿来的“文化研究”同样也是立足于今天的本土现实。而一旦西方的东西进入中国的语境中,它就必然要与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相遇,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对话之后,这种理论也就必然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对于目前中国文学理论界盛行的“文化研究”,童庆炳从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而由于这种肯定又是建立在对当下现实的冷静思考和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走向的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这种肯定的背后,首先体现出来的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弥足珍贵的人文激情。根据齐格蒙·鲍曼的分析,西方世界伴随着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也发生了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换。[10]而在童庆炳看来,对于一个众多的普通百姓还在谋求温饱、更多的现代性秩序还有待建立的国度来说,大谈后现代性毫无疑问是一种奢侈。这就意味着他所秉承的依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鲁迅等人建立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和优秀传统。这样的知识分子以介入现实、批判社会为己任,以对社会不义的谴责和对低层民众的关注为目标,以启蒙理性的价值追求为归宿。当然,由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现代知识分子不一定就必须采取左拉那种“我控诉”的方式。把知识分子的人文激情内化为学理的探寻与追求,应该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