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柯尼科夫一点儿也没有笑。他只是闭紧嘴唇地坐着，用炽热的目光紧盯着波尔费利·彼特罗维奇的眼睛。
“然而，这是事实，尤其对于某些人，人是可以极其不同的。你说证据，嗯，证据也可以有的。但，你要知道，证据大部分介于两可之间。我是一个审讯官，而且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自己知道的。我希望审讯的结果能够像数学一样精确，希望能够得到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的罪证。也就是很清楚的铁证！可是，我若把他很快的拘禁起来——那么即使我坚信他就是那个罪犯——也许我已经剥夺了自己进一步获得证据的方法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把他的地位给确定了，也就是说，我在心理上使他明确了，使他心安理得了，这样他就会离开我的掌心，缩回到他的壳里去了。据说，阿尔玛战役刚刚结束时，在塞瓦斯托波尔，一些聪明的人害怕敌人马上前来袭击，立刻攻取塞瓦斯托波尔。但当看见敌人采取大包围时，他们又欢喜了，因为这样一来，至少可以延长两个月。你又在笑我吗，你不相信我吗？当然，你的话也是对的。对的，对的。我同意你的意见，这都是个别的情况，咱们所谈论的情况也是个别的。但你要注意这点，亲爱的罗佳，平常的案件，就是说适用于一切程序和法规，以及这些程序和法规所援引并且写在书里的案例，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每一个案件，比方说一种犯罪行为，一旦在现实中发生以后，就会马上变成一个完全个别的案例，有时甚至与以前所发生的案件毫无相似之处。有时候还会碰到一些非常可笑的案子。如果我把某一个罪犯撇下不管：既不去逮捕他，也不惊动他，却必须让他时时刻刻都知道，或者时时刻刻都在怀疑，我已经了解了他的一切底细，而且在日夜监视着他，警惕地看着他，让他处在没完没了的猜疑和恐怖之中，那么他一定会失魂落魄地前来自首，也许还会干出点儿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来，如果二加二等于四那样地真确——那才真是好玩呢。这对于头脑简单的人，可以如此应用，但对于像我们这样一类人，一个受过教育的闻见很广的人，就大大不然了。老弟，所以要弄清楚一个人在哪方面受过教育，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此外，还有神经，还有神经呢，你忘掉它了！他们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容易激动的……所以，他们多么容易发脾气呀！我老实告诉你，这在有的时候简直像一座矿场！随他，随他怎样走动好了！我知道我会抓住他的，他总逃不出我的手！他会逃到哪里去呢，嘿嘿？外国？一个波兰人可以逃往外国①，但他是逃不了的，何况有我在监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呢！他也许将逃到乡村去？但你明白，那边住着的农民，真实的、粗笨的俄罗斯的农民。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他宁愿被监禁，也不愿和我们的那些农民生活在一起。嘿嘿，但这全是表面的胡说，并非只因为那样，他就没有去路，他在心理上逃不脱呀！嘿嘿，怎么说呢！如果他有地方可逃，但有一种自然法律他是逃不了的。你见过飞蛾扑火吗？他就是那样绕着我盘旋，盘旋。他觉得自由不可爱了。他会开始思索，他会把自己拘束着，他会自寻烦恼而死了！而且，他会给我以确实的证据——我只要给他相当长的时间……他会时刻围着我盘旋，愈来愈近，于是乎——噗的一声，他直飞进我的口里来了，我会把他吞了，那会是很好玩的，嘿，嘿嘿！你不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