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重要的问题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在少年及青年时代，受业于著名学者顾野王，属文则祖述徐陵，又随智永学书，笃志勤学，深得师辈真传，且有创新，声名远播。仕隋，先后任秘书郎和起居舍人。唐初，李世民引为秦府参军。唐太宗时，任著作郎，兼弘义馆学士，最后官至秘书监。他跟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很深的关系，他们个人之间的友情也很重。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若皆世南，天下何忧不理。”[2]
前人曾经指出，唐太宗时，诤谏之臣非魏徵一人，这话是对的。别人且不说，虞世南就是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跟虞世南经常讨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评论“古先帝王为政得失”，也就是唐太宗说的“商略古今”。唐太宗不愧是古代的英明君主，作为政治家，他对于历史，尤其是有关古今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吴兢《贞观政要》一书记载得尤为详尽。从虞世南来说，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世民即位时，虞世南已经六十八九岁了，但他对于政治的关心，却没有减退。他一方面同唐太宗“商略古今”；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的政治，对山陵制度提出合理的建议，对山崩、地震、大水、彗星出现等自然现象都给予有利于启发唐太宗改进政治的解释，对于唐太宗的“好猎”也进行谏阻，等等。他这样做，越发赢得了唐太宗对他的亲近和尊重。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辞，五是书翰。唐太宗把“德行”“忠直”放在“五绝”的第一二位，说明他重才但更重德，同时也说明他是知人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