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恰兹把诗歌分解为调整冲动的起因，作为心理卫生的一种手段，这种看法我认为是把文学理论引向死路。但是瑞恰兹的真正功绩却在于对诗的语言的注意。如果人们不去管他的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他的分析方法就会产生具体的成果。这正是威廉·燕卜荪（1906年生）[5]所作出的贡献。燕卜荪先是不管后来简直完全抛弃了瑞恰兹的情绪说。他通过多种定义的方法进一步发展了瑞恰兹认为诗的语言具有灵活性和多义性的看法。《七种歧义类型》（1930）通过一种往往完全脱离作品本文而任凭个人联想驰骋的字义分析方法，把一些难解的、富于机智的、比喻性很强的诗歌所包含的诗的和社会的含义引申到最大限度。在他后来的著作中，燕卜荪把这种语义学的分析同来自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合走起来。近来他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文学批评的领域而从事一种特殊的语言分析，这种分析往往不过是用以表现他的聪明才智和深奥创见的借口罢了。
瑞恰兹的语义分析对于一些通常所说的新批评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肯尼恩·柏克（1897年生）把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人类学同语义学结合起来，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阐明人类行为和动机的体系，这个体系不过是把文学当作材料和例证来处理。早期的柏克是个很好的批评家，但在近几十年他的著作却只能说是旨在建立一种研究意义、人类行为和行动的哲学，这种哲学的中心完全不是文学。在柏克的体系中，批评已经扩展到最大极限。与柏克形成相反的另一极端的是克林思·布鲁克斯（1906年生）[6]。布鲁克斯也是以瑞恰兹为他的出发点，但他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他采用了瑞恰兹的术语，舍弃其心理主义的假定，把它改造成一种分析工具。这就使得布鲁克斯，尽管仍然使用态度这种说法，在具体分析诗歌时把诗歌当作张力的结构，实际上是把诗歌当做奇论和反讽的结构。这些名词在布鲁克斯手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意义。反讽表明认识到不一致、多义和对立物的调和。布鲁克斯发现，凡是好的也就是说复杂的诗歌都具备这些特点。诗歌必须具有反讽的性质，也就是说要经得住反讽的观赏。这种方法无疑最适用于分析邓恩、莎士比亚、艾略特或叶芝的诗，但是在《精制的瓮》（1947）这本书中，布鲁克斯向我们表明对华兹华斯和丁尼生、格雷和蒲柏这些人的诗也可以进行这种分析。这种理论强调一首诗由于上下文互相渗透而产生的意义、一首诗的完整性和一首诗机体性。这样它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我所说的20世纪文学批评中第四个派别的见解——新的机体主义的和象征主义的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