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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是《大学》一书所提出的儒者求学八个阶段中最初始的两个阶段（见《大学》一则），是儒家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到了南宋，朱熹将“格物致知”提高到了特别崇高的位置。
“格物”是到达事物的极致，穷尽事物的本然之理。认识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深入浅的过程。穷理就是探究社会普遍永恒的道德法则。“致知”就是把自己已知的加以推广，以此物推及彼物，从有穷推及无穷。朱熹探讨了知行的关系，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继而提出了“道心”、“人心”的理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表现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是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圣人以“道心”为主，不以“人心”为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
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险；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他又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从元朝开始，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其他经学注释就被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他的言论几乎成了判断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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