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一些历史阶段存在，在这些阶段个人的抵制显得势单力薄，而公众的意见又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特权的优势蒙蔽了那些本来可以帮助其他人减轻痛苦的人们的眼睛。在这些历史阶段中，我们常常发现有某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脱颖而出，成功地履行了道德家的历史使命。但是，杰出人物要获得这样的成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必须活在人们的心中，不是作为一个独行者、一个预言家、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狂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或者一个黑格尔式的学究那样活着，而是活在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这样，他的同志们才能够通过与他交往，求教于他，同时又对他推出的治国方略进行不断的批评和检验，并根据他们的愿望和理解力来修改和完善他所提出的各种改革建议。他和他的同志都始终牢记伯里克利所坚持的原则：“我们都能够判断社会的政策。”［16］伯里克利或许是为数不多的政策原创者之一。
要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那么多的个人品质和资格似乎不太可能。因为真正关注现行制度中不公正现象的人本来就为数不多，而在这些人当中，又常常是些义愤多于理性的人。
只有极少数卓越的人才会对人类产生普遍的爱，这种爱使得他们不能忍受许多常见的社会丑恶现象和人类苦难，不论这些邪恶和苦难是否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首先从思想上进而在行动上所追求的目标，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创建新的社会制度。通过这种追求，生活可能变得比现在更加富裕、更加充满快乐，更少一些可以预防的罪恶。［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