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支撑选择的重要性的、最低程度的给定性，作为一个视野是不充分的，如同我们通过性倾向的例子看到的那样。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8]中指出的，我的生活是被选择的，这一点可能是重要的，但是，除非某些选择比别的更有意义，否则，自我选择这个观念就流于浅薄，并由此支离破碎。作为理想的自我选择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事务比其他的更加重要有意义。我不能只是因为选择了牛排和薯条而不是布丁当午餐，就宣称自己是一个自我选择者，并且使用关于自我形成的一整套尼采式的语汇。什么问题是重要有意义的，我并没有确定。如果我确定了，那么任何问题都不重要。但届时作为道德理想的自我选择的理想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自我选择的理想假定了在自我选择之外还有其他重要问题。这个理想不可能是独立的，因为它要求一个关于重要意义问题的视野，这个视野帮助我们定义在哪些方面自我形成是重要有意义的。依照尼采，如果我重新制作了价值表，那么我就确实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但这意味着重新定义与重要意义问题相关的价值，而不是重新设计麦当劳的菜单，或明年的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