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体、工夫之辨
心学在王守仁之后迅速传播，很快就风靡社会而进入盛期，以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15]。但是与程朱之学一样，王守仁所构建的心学体系也存在理论上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仅使王守仁之后的心学向不同方向分化，而且也为王学中的派系争论埋下潜因。
王学理论中的矛盾和争论，集中体现在所谓“四句教”及对其的理解中。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王守仁奉命出征广西，临行前对门人钱德洪、王畿讲了“四句宗旨”，或称“四句教”，作为自己学说的概括，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月的初八，钱、王二人在访张元冲的舟中讨论老师的为学宗旨时，对这“四句教”的理解发生了分歧并争执起来。钱德洪认为这是王守仁教人的定本，王畿则认为这只是王守仁教人的权宜之法，“未是究竟话头”，认为作为本体的“心”若是无善无恶的，那么由其所发的意、知、物也都是无善无恶的。二人的争论相执不下，便在当天的晚上又去请教王守仁。王守仁遂移席天泉桥上，对二人解释了他的教法。他说他的教法本有两种：一是心、意、知、物均无的“四无说”，故一悟本体即是工夫。这是针对那些下根人立教的。但是上根人不易得到，如果轻易采用这种教法，很可能使人坠入虚空。另一是相对的“四有说”，是专为中根以下人立教的。因为这类人有习心，所以得要求在意念上采取用善去恶的工夫。当然都用“四有说”，则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据《王阳明年谱》记载，针对钱、王二人的争论，王守仁在天泉桥上说：“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希望调和钱、王之间的分歧，并一再叮咛说：“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这便是思想史上著名的“天泉证道”公案。